上下五千年，一部军事史
01
一个秋夜，带湖湖畔，稼轩庄园的书房依然灯火通明。庄园主人辛弃疾历来有睡前读书的习惯。近来他在读《史记》，今夜正好读到《李将军列传》。当读到卸任的李广遭到灞陵醉尉嘲讽时，辛弃疾放下书，扭头对着窗外轻叹了一声。
辛弃疾不是第一次读《李将军列传》，事实上，他对李广的事迹已经烂熟于心，这位一千多年前的名将一直是他的偶像。
一位李姓朋友去汉中任军职，辛弃疾曾填了一阙《满江红·汉水东流》，用李广的声名勉励好友；在十二年之后，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合而被迫隐居铅山时，辛弃疾会再填下一阙《卜算子》，借“千古李将军”所受的不公遭遇抒发自己的忿慨。
而在今夜，辛弃疾夜读李广传，想到的是他与两位好友晁楚老、杨民瞻同居山间的约定。闲居上饶的这些日子，他没少以陶渊明式的口吻称赞田园生活的惬意，但在内心深处，时年48岁的他依旧认为整顿乾坤的功名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
可是，连李广这样的大英雄也因未能封侯，晚年只能退居田园，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在李广身上，辛弃疾看到的是自己：一样曾在早年就声名卓著、意气风发，一样又在后来郁郁不得志，一样只能在田园度过自己最后的壮年时光，一样伤心悲命薄。
壮怀激烈的辛弃疾再也没有睡意，他起身研墨，填下了一阙《八声甘州》：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间。
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
辛弃疾以李广自况，这是失意士人的传统，唐代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也曾感慨“李广难封”。千年以来，李广已经和陶渊明一样，成为失意者们的精神寄托。每当人们感到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时候，总是会想起这位命途多舛的汉代名将，从而触及自己的伤心事，兴发无限的哀愁和喟叹。
李广是武艺和胆识能令敌国都为之折服的一代名将，汉武帝也是用人不拘一格的一代雄主，连绵百年的汉匈战争更是彰显英雄本色的绝佳舞台。尽管如此，李广总归还是没能封侯，反而晚景凄凉，最终落了个羞愤自杀的下场。
古人将这归结于造化弄人，正如王维诗云：“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
从文学的角度看，李广的故事是个人面对命运的失败抗争，这是典型的古典英雄悲剧，充斥着浪漫主义的文学张力。然而，我们也都知道，个人的奋斗往往也与历史的进程相捆绑。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李广的悲歌与其说是命运之神的恶作剧，不如说是时代的眼泪。
02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五十多枚竹简被鉴定为古代著名兵书《六韬》的残卷。
《六韬》又叫《太公六韬》，传说是姜太公所著，最早收录于《隋书》，但南宋以来被怀疑是伪书。银雀山汉墓《六韬》的出土，证明此书最迟在西汉前期已经广泛流传了，所以它对于先秦乃至西汉前期的军事史具有佐证意义。而《六韬》中的军事思想，恰恰透露出了李广难封的真相。
《六韬》给骑兵的战术定位是“军之伺候”，攻击手段上强调“能驰骑彀射，前后左右”，主要战法是“薄”和“翼”，即贴近射击。而代指近战的“陷”字在《六韬》论述骑兵的部分中只出现过两次，其中一次还是协同车兵冲锋。可以看出，在西汉前期，中原骑兵在形式上是以弓箭远程打击为主、较少进行近距离作战的轻骑兵部队。
“飞将军”李广可以说是这类骑兵将领的巅峰代表。他出身于当时的骑兵世家，骑射技艺天下无双，既有无伤击杀三个匈奴射雕者的傲人战绩，也有“醉没石棱”的千古佳话。
然而，尽管李广本人的武力值爆表，但这种传统的轻骑兵作战模式过于依赖单兵素质，整体而言，中原骑兵的骑射本领显然无法与马背上长大的匈奴骑兵匹敌。在这种作战模式下，中原骑兵只能依托步兵和城市打防御战，一旦李广等老式将领主导骑兵发起进攻，就难免遭遇像龙城之役这样的失败。
而大汉帝国取得汉匈之战的主动权，也正是由于汉武帝在此后发动了一场浩大的骑兵技术革命。
汉武帝任用卫青等年轻将领，将步兵注重纪律的传统引入骑兵，并且大规模装备近战武器，用近战冲击战术取代传统的骑射战术，从而改变了骑兵战争的形态，由远程射击演变为近战冲击，使骑兵战争由传统的单体较量演变为军队的集团化对抗。
在这种新的战争形态下，中原政权的社会组织度更高，士兵纪律性更好，更加敢于进行残酷的近战格斗。与此同时，由于近身作战对于铠甲和武器的要求更苛刻，中原文明发达的冶金技术也更能发挥作用。当大汉帝国为自己的骑兵大规模装备铁甲和性能优越的环首刀之后，战力就不再弱于只配备短剑的匈奴骑兵了。
在历史的变革关头，起自微寒的卫青、霍去病因为没有历史传承，也就没有了包袱和束缚，结果反而成为历史的弄潮儿；而出身骑兵世家的李广拘泥于传统骑兵战术，结果错过历史潮流，无奈成为时代的眼泪。
透过军事视角的分析，我们得出了古人没有得出的结论：卫青与李广命运的差别有军事维度上的必然性，而不是所谓的“天意”，打破了“李广无功缘数奇”的传统认知。
在历史上，除了“李广难封”，还有很多问题都被古人用玄学进行归因，而这些问题其实也都可以由军事视角的分析得出更加理性的答案，比如楚汉争霸的成败。
在论证楚汉争霸时，人们往往聚焦于刘项二人的个人性格，认为项羽自矜功伐，好大喜功，不能听从他人意见，而刘邦能忍辱负重，又知人善任，能良好地驾驭人才，所以最终刘邦能战胜项羽。
这种看法不能说错，但过于笼统。具体来说，楚汉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于地缘政治。
秦故地地势险要，土地肥沃，在争霸和混战的形势下，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刘邦自从西入咸阳后，就将自己的利益与秦地利益进行捆绑，由外来的统治者转变为故秦利益的保护者和代言人。
通过因袭故秦制度和文化，刘邦继承了秦王朝对关中和巴蜀地区上百年艰苦经营所积累的战略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讲，秦末汉初的东西方对峙，实际上正是大秦扫六合的历史延续和复刻。
03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军事往往是一个被忽视的维度。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个人命运，家族兴衰，政权更替，往往就是一两场战争决定的。战争的结果会改变历史的走向，军事往往是历史的直接塑造因素。一定意义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背后的暗线其实就是一部军事史。
然而，“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在中国“重道轻术”和注重仁义道德的传统观念下，军事被认为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一种工具。对于工具，君子掌握形而上的理念即可，至于具体的技术性细节，交给专业人员即可，没必要广泛流传。
在这样的观念下，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叙述观众，军事史的细节一直是缺失的。史籍对于军事与战争的描写往往只局限在讲述英雄个人事迹，侧重于主观价值的传达，而缺乏系统性的论述与客观的分析。
军事是一个立体的复杂系统，包含制度、地理、经济、装备、训练、后勤、战略、战术等众多维度。如果不从这些维度着手分析，就不可能从理性层面理解一场战争或一个军事事件，而会将其归结于一些“玄学”要素，而这也就限制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
夸张点说，如果不从这些细节着眼，就不可能读懂军事史，甚至不可能真正读懂历史。
比如，人们往往把战国初期魏国的崛起归功于吴起为士卒吮吸脓疮的小恩小惠，而忽视了其在练军阵、编武卒等诸多方面的努力，以及为保证魏武卒战斗力而给予其免税特权、土地和耕牛等的背后制度。
正是因为没有分析这些因素，所以古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同样能与士卒共甘苦的李广总是不能立下功勋，而出征时往往一副纨绔子弟作派的霍去病却总是战绩斐然，因此古人只能将其归结于所谓“天意”。
只有从军事领域的技术性细节出发，才能真正读懂军事史，乃至于读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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