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天,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认识李政道,两人的关系变得很密切。“杨振宁的成长经验中都是做大哥,那个时候胖胖的李政道才刚要满二十岁,而且个性非常随和,杨振宁又发现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自然而然的特别照顾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许多事情,象是办理入学许可,也都是杨振宁带着李政道去办妥的。”书中写道。
1949年,两人开始合作,在外人眼里,他们的合作非常默契,令人羡慕。当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欧本海默曾说过,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李两个人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之上。
1956年,杨李两人合作写了一篇论文,对于物理学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在弱作用中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篇论文使他们成为头两个得到诺贝尔奖的华人。那一年杨振宁35岁,李政道31岁。1957年,杨李登上了诺贝尔的奖台。
杨、李亲密关系转为冲突,关键在于1962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由于报道的作者伯恩斯坦与李政道比较熟,杨振宁曾意识到李政道会借这篇文章来歪曲他和李合作的关系。不久后,这篇文章以《宇称的问题》命名,杨振宁认为,这个标题的英文是个双关语,外行人看起来变成“平等的问题”。
文章刊登后,两人的关系岌岌可危。1962年4月18日,李政道和杨振宁有过一次长谈,回顾了自1946年以来发生过的事情:二人早期的关系,50年代初期,1956年造就那一篇宇称论文的一些事情,以及后来的发展。那是一个感情非常激动的场面,杨振宁哭了,李政道也哭了。
这之后,二人的关系稍有好转,然而6月以后,又开始谣言纷纷,说李、杨的不和,是由于杨小气,斤斤计较等等。杨振宁大怒之下给李政道写了一封信,李政道看到这封信后,二人永远地分手了。
多年以后,李政道曾在他的《论文选集》里一篇《破坏了的宇称》文章中写道:“在我们做了一些小的更正以后,杨振宁说‘有些事情很痛苦’,他要谈一谈。在文章中的几个地方,他希望他的名字在我的前面:1题目里,2诺贝尔奖宣布的时候,3我们领奖的时候。另外,他太太杜致礼的名字也要在秦蕙的前面,因为杜年长一岁。”
“第二天他又来跟我说,文章中提到‘李和杨写了……’的时候,必须说明这是根据字母先后顺序的习惯。我告诉他这很可笑。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也许那个说明不必要了,但是文章中都要用‘杨和李写了……’。我无言以对。”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6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人们赞扬在理论物理前沿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是一位坚忍不拔、具数学天才的科学家.他致力于揭示自然的对称性,而这些对称性常常是隐藏在杂乱的实验物理结果的后面.
杨振宁长时期在看来是神秘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十字路口工作.在这个领域内,一组漂亮的方程式可以是灵感的源泉,甚至可以在还没有实验证据以前就洞察物理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这是一个外行很难懂的世界,其中有充满了希腊字母的方程式的黑板,有寻求用数学去解决问题的“品味”和“风格”,有寻求用正确语言来描述物理世界的出自内心的灵感.
物理学家戴森去年在石溪为杨振宁退休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这使得他“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
杨振宁已有华发,可是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仍穿梭于纽约和远东之间.他和香港以及北京的大学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是设在南朝鲜汉城的一个理论物理中心的主席.
在关于他的生活和时代的一次广泛的谈话中,杨振宁谈到他的物理学生涯,谈到他没有能从事某些领域的研究而感到的遗憾.杨振宁也谈到他在中国童年和他长时间为沟通美国和自己的祖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作的努力.杨振宁谈到他担心中美关系的裂痕会扩大,以及由于新近对台湾出生的物理学家李文和间谍活动嫌疑的调查,将为亚洲和亚裔美国科学家带来的困难.·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杨振宁自1945年到美国来当研究生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他会见了已故的周恩来和中国的其他***,帮助开展了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他担心这些合作将面临危险.
那时候,当他从国外旅行回来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要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他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近来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杨振宁最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个从中国偏僻地区一个落后的城市来的年轻学生,怎么会有幸参与20世纪一个最主要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无穷多样性,从混沌的星球爆炸到电子环绕原子核的颤动.
1956年杨振宁第一次出名.那一年他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这个工作,两人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
从长远来看,1954年杨振宁和已故的米尔斯的开拓性的工作却更为重要.那一年,两人都在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工作.他们提出了一个称为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结构.以后证明它是以统一的方式描述作用力和基本粒子的关键.布洛克海文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马奇努说:“当它在1954年写成时,争论极大.一些人认为它和物理世界无关.”当时,杨和米尔斯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可是以后证明,这个从微分几何和纤维丛这样的抽象世界中抽提出来的数学,正是为描述像磁、电、强核力,也许还有重大相互作用中,中界作用力的粒子交换所.戴森讲道:“我要说,在杨振宁的工作中最最重要的是规范常已经证明这比他和李政道关于宇称的工作要重要得多.”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两人在1962年分手.杨振宁拒绝谈论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的.他说:“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
如果非要说杨振宁的爱国事迹,那就是他现在回来到清华教书,把先进的思想,理念,技术,在美国的先进资料都带回来了,并且教育了祖国的下一代!
这就是他最大的贡献和最爱国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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