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激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了一支了不起的政治力量-士。士，在今天就是知识分子。因为是新崛起的，就特别有冲击力；因为有知识，这冲击力显得格外的大。整个春秋战国的五百年间，士的冲击波形成了一道特别壮观的风景线。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化浪潮。

从本质上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完全可以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这时期的百家争鸣，同样波及到了科学技术领域。

作为知识阶层的士，虽然直接从事科技事业的极少，但他们有着广博的学识，有着深邃的洞察力与思辨力，因此他们往往能入木三分地深入到科学技术的本质上，建立起独特的理论思想。正是这科学思想的理论大潮，不仅丰富了先秦时期整个科学技术的宝库，更是我国早期科学技术体系奠定的标志！

一、儒家科学思想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儒家从他们的老祖宗孔子开始，就是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愚夫子，他们与科学技术不仅毫不相关，而且还是一群顽固的反对者。此话确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也不完全如此。

儒家确实鄙视大多的科学技术，把许多发明创造视为“奇器*巧”，但他们并不反对天文地理、数学、农学、医学等，早期儒家还将天文、数学等列入自己的教学内容中。

对科学技术的一些基本理论，儒家不仅予以重视，而且也有精辟的论述传世。

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儒家人物的独到见解。例如，他截然否定了天的宗教意味，认为天地万物只是“气”的演化产物，天也同样是有规律可寻的，可制而用之的。在荀子看来，科学的力量是远胜于一切的。

另外，像曾子对“盖天说”缺陷的质疑(见《大戴礼记?天圆》)、孟子对环境保护的论述(见《孟子?梁惠王上》、《离娄上》等)，都在科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即使是孔老夫子，也曾总结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样的科学生产规律。可见对于儒家的科学技术观必须作仔细的甄别，不能笼统而言。

二、道家科学思想

道家是先秦时期的“显学”(著名学派)，在当时与后世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与科学技术相关方面，道家的一些理论颇具特色。

（一）有无相生，终始无穷的理论。道家认为：道是无生无死、永恒不变的，除此以外，其他一切事物都处于生死的演变之中，没有终结。《庄子?至乐》中的阐述虽然几乎没有什么是合于实际的，但它的思想却十分令人注目，李约瑟曾称赞为“非常接近进化论的论述”(《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

（二）顺乎自然，清静寡欲的思想。道家"无为"的思想人所共知，这种思想在大多的情况下被认为是过于消极了，但在养生学方面别有一番天地。道教认为，生命的保全十分不易，只有顺乎自然的无为清静，才能实现。这种无为，还必须不贪不侈，清心去欲。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形成了道家独特的功法，主要有抱一、玄同、坐忘、心斋等等，以坐忘的影响最大。

（三）“道生论”的宇宙起源学说。这一学说出于《老子》，原文极其简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根据前人的研究，一是指气，二是指阴阳，三是指阴阳两气相冲(交)所产生的“和”气(也有人认为是阴阳两气相交而产生的天、地、人三者)。这一学说在学术界(包括天文学界)与整个社会上的影响极大，直到后来被“气生论”所替代，但“气生论”也是受此说的启迪而产生的。

三、墨家科学思想

在科学史上，墨家是建树最多、影响最大的学派。

墨家常年与平民、工匠为伍，并亲操其业，学派中本身就有许多人兼为精工良匠，因此，他们能够取得诸多的科学理论成就。

墨家在科学理论上的建树极其丰富，涉及范围广，开掘度深，立论创见多，是我国科学史上罕见的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哲学派别。

墨家主张观察、实践的研究方法，然后再进行理性的思考。

在宇宙观上，墨家主张统一性与多样性、同一性与差别性融合的整体观念。

在时空观上，墨家提出了时空无限的惊人之说，建立起了时空的四维观念。

在数学上，墨家对于“量”的概念，对于各种几何要素，都有精深的理论探索。

在光学上，墨家对于光影的变化、小孔成像、凸面镜、凹面镜、平面镜这三镜的成像，都有精辟而独到的分析。

在力学上，墨家对力的概念、力的平衡、静力、压力、弹力、拉力、引力以及杠杆、滑轮、斜面、轮子、劈等简单机械都有初步的理论阐述。

在物质结构上，墨家提出了"端"这一近似于原子的观念。

所有这些，墨家在理论上所体现出来的建树，都足以使现代的科学家们为之喝彩、赞叹。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自豪，更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与思辨能力的突出显示。

四、名家科学思想

战国时期的名家是一个很小的学派，但却十分的有声望，这是因为他们惯于推出一些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命题。

现在尚存的这些命题，有惠施的“历物十事”(载《庄子?天下篇》)、公孙龙子所著的《公孙龙子》，以及其他名家学者的命题33条(收于《庄子?天下篇》、《荀子?不苟篇》、《孔丛子?公孙龙篇》等)。

在这些命题中，大多与科学技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惠施“历物十事”中提出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南方无穷而有穷”、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离坚白”、其他名家学者的“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等。

名家的这些命题，表面上匪夷所思，在深层中却隐藏着某种合理的内核。名家实际上是一群逻辑思辨家，虽然他们也玩弄一些逻辑上的把戏，但他们对于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等等的区分与感觉分析，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

名家与他们的这些命题，再次显示出了古代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与思辨能力是何等的超群出众。特别是在二千多年以前，足以使整个世界为之惊叹不已！

五、法家科学思想

法家有着特别强烈的实用感，他们重视科学技术也是如此。法家中的管子学派对科学技术格外青睐，在《管子》一书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广至宇宙，微至万物，都有涉猎。

《管子?幼官》中记载了一种全年三十个节气的历法，在现代学者中引起了特别的注目；《管子》对土地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情缘，它的《地图》、《水地》、《度地》、《地员》、《地数》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同时还延伸到了农业、生物学领域，甚至在声学、数学等方面也有建树。

管子学派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的贡献是极其出色的，这既是法家学派的荣耀，更是古代中国的荣耀。

六、兵家科学思想

兵家为战争的实际需要而对气候、地形、地物、地图、各种兵器与信息手段予以格外的重视，与科学技术关系相当密切。只是兵家更重视实际的运用，在理论的研究上略为逊色，因此创见无多。

兵家对实际运用的重视，毕竟有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因素之一。

七、阴阳家科学思想

阴阳家在战国时期的各家各派中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派，这个特色就是以气、阴阳、五行学说与宗教相融合，成为一个少有的宗教学术派别。

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著名学者邹衍，内部又有方仙、月令、五运、兵阴阳、数术等分支派系，除了五运派以外，其他各支系都与科学技术关系密切。

方仙道就是后世道教的前身，他们以长生不死为最高宗旨，因此在不死药的寻访与研制上下了极大的功夫。虽然这只是一种虚幻的追求，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发展了医药学、养生学。

月令派专主时令节气的变化与五行、禁忌等关系，是后世皇历制作的先祖。虽然他们的重点是在宗教内容上，但对于时令节气毕竟还是有所研究的，特别是对农业生产“不违农时“还是有作用的。

兵阴阳家将战争的胜负系于宗教的因素之上，固然只是一种迷信，但他们因此而对天象气候的观察，对地形、地况的探索，同样有着科学的价值。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有彗星图29帧，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

数术派就更为庞杂，对天文、历谱、五行、形法都有分派，天文上的成果更多些，而且学术水平相当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所给出的木、金、土三星的会合周期与恒星周期甚至在精确度上有超过此后所出的《淮南子》、《史记》等书的地方。

邹衍本人提出的宇宙观、五行终始说、“大九州“说，在古代中国影响巨大，而在科学技术领域也同样如此。

有趣的是，阴阳家虽然宗教意味浓厚，但他们的学说传入科学技术领域后，并没有给科学技术领域输入多少宗教的内容，没有造成多大的宗教影响。这其中的缘由很值得后人去细细地品味！

八、杂家科学思想

杂家又是一个奇特的派别，他们不以独家之言而行世，而是以综合各家各派来形成一个企图包罗万象的庞大体系。

杂家在战国时代的代表性著作是《吕氏春秋》，也可以说是《吕氏春秋》开创了杂家这个派别。

杂家在学术界(包括科学技术界)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保存了诸多学派的成就。特别是许多学派的成果在历史的风云变迁中逐渐佚失之后，杂家保存文献的功绩更是居功至伟、德行无量。

后人见到的《吕氏春秋》，果然是记载丰富，内容广博，而其中的许多部分也确实原著早已失传(有的可能连原著也没有)，这就是他们的功绩。

《吕氏春秋》所涉及的科学技术，几乎是无所不至，绝大多数可说是独家记载，因此，它的价值也就格外的不菲。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理论上得到了系统的、全面的升华，使得一般的、具体的技术上升为科学形态。在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体系的奠定上，作为知识阶层的士作出了特殊的重大贡献，后世的人们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

中国最早的天文学原著是《甘石星经》还是《五星占》？

《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后一直作为朝廷与兵家的“密笈”不向外传。长期以来，中国兵法在日本被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所笼罩，当时流传的只有中国的兵阴阳家兵书，其日译本书名为《训阅集》共120卷。

孙武、孙膑、张良、范增、李广利、张角、诸葛亮、李傕、司马懿、沮授...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将军师，都属于兵阴阳家。

汉代是中国军事著作创作高峰之一，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共得兵书182种，“定著三十五家”；至东汉初，《汉书·艺文志》收录兵书53家，790篇，另有12家，451篇或省去，或入他类。兵阴阳家著作随之大量出现。《汉志》著录兵阴阳家13种，数量似乎不多，但这不仅没有包括东汉时期的著作，而且可以肯定只是此前同类著作的一部分，因为考古发现的多种此类文献并不在其中。以最重要的几次发现为例：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银雀山和安徽阜阳擂鼓墩汉墓出土术数文献都在10余种以上，其中可归入兵阴阳家者有：马王堆《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刑德》（甲乙丙三种）、《辟兵图》、《阴阳五行》（甲乙两种）; 银雀山《地典》、《雄牝城》、《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及拟题《占书》中的若干种[5]; 擂鼓墩《五星》、《星占》、《刑德》（甲乙两种）。仅这几项，合计已在16种以上。这还未包括汉代源源不断涌现的各种虽非兵阴阳的专门著作，但同样包含有大量兵阴阳内容的术数文献。以堪称汉代星占大全的《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为例，其所述大部属于军占。据统计，《天官书》的星占学内容共有 321款，其分布为：

用兵 142 44.2%

年成丰欠 49 15.3%

凶或有忧 22 6.9%

丧 19 5.9%

国利、昌、得天下 17 5.3%

王者恶之或有忧 15 4.7%

其他（土地得失、

内乱、盗贼等） 57 17.8%

引自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当时较重要的术数形式有：

卜筮。卜筮，是中国古代最古老、最重要又最为人们熟悉的占卜术。《史记·龟策列传》：“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汉代各种新方术和兵阴阳家大兴，但卜筮仍然是基本的战争术数之一。《龟策列传》载汉武帝“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这并非武帝朝的特殊现象，而是两汉之通状。

天文云气占。这也是古老的军事占候之术。《淮南子·兵略训》：“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賌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 “明于奇正賌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讥祥，此善为天道者也。”《汉志》著录和考古发现此类文献最多，而从《天官书》、《天文志》和简牍帛书资料中，不难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天象、云气的记录和分类比春秋复杂细致的多，不仅涉及日月、五大行星、北斗和众多恒星及气象现象，占断也极为广泛繁杂。如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占》仅慧星就有29个图形和18个名称，云气则有200多种，每个图形之下均有吉凶占文且绝大多数与军事有关。

式占。式占的起源可能很早，《周礼》中就有“大师，太师抱天时以从”的记载。“天时”即式盘。但式法的广泛流行，是西汉以来的事情。目前汉代式盘实物已发现7件以上[11 ]，王莽在覆灭前模仿式盘制作威斗，是治史者熟知的。式占稍后分化为太一、六壬、雷公等式，直到宋代仍在流行，是军术操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式占基础上生出的奇门遁甲术，向被视为兵阴阳家的看家本领。

风角。候风术的出现不晚于商代，其演变为系统的风角预测术并用于军事，则不迟于春秋而活跃于汉，名家辈出。汉代兵阴阳家的风角言，《天官书》和《天文志》有专门论述，《汉志》“兵阴阳家”著录有《师旷》8篇，“五行”有《五音奇赅用兵》、《五音奇赅刑德》，银雀山汉简有《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司马迁著《史记》，其兵书即《律书》[12]，充分表明了其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风角和奇门遁甲一样，也被后世的术数家十分看重。

象占。根据自然界的种种奇异罕见现象推断人事，即象占（也可称作杂占）。战国以前，象占之事已多，但汉代有质的飞跃。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灾异学说自西汉中期盛行起来后，形成中国两千多年讲究灾异的传统，其集大成之代表作，为刘向《洪范五行传》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汉书·五行志》。从此，几乎一切少见的自然现象如日月食、水旱、地震、蝗灾、动植物异常乃至于特殊的人类生理、病理现象和民俗、谣谚等，都在阴阳五行的框架下被赋于特殊意义，并被郑重记录和向皇帝报告。灾异说导致象占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更加流行，《汉书·五行志》搜集事例甚多。

择吉。几乎所有术数都有择吉功能，这里仅指较专门的时日选择之术如建除、刑德、孤虚等。“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法愈凿，” [13]“时日之书，众多非一”[14 ]，所以才会出现武帝娶妇，“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15]这样近乎喜剧性的场面。汉代兵事择吉而动，一如前代，《龟策列传》所谓“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即是。刘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16]，就是一个典型的史证。

图谶：西汉后期以来谶纬大兴，作为一种术数形式，它虽与兵阴阳学说不是一回事，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本以预测政治变动为主要功能的图籍，常有兵阴阳文字侧身其间，而且事实上汉代人确实每每运用谶书惑众起兵和决断军事，如刘扬等“造作谶记”起兵，光武帝以“赤伏符”称帝鄗城，公孙瓒以谶谣迁守易城，等等 [17 ]。

祭禳祝咒。先秦时期，军事祭祀和禳祷之法已经极为发达。汉代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新的发展：一是专门的军神祭祷的确立。秦代以蚩尤为军神 “兵主”，立祠长安[19]; 高祖起兵，“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旗鼓，帜皆赤”[20]。汉兴，蚩尤亦成为一代军神。汉武帝时又加太一神为出兵祭祀对象，“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21]二是禳祷诅咒之术更形发达。作为统一帝国，汉王朝有意识地将各地方士巫师集中于长安，形形色色的地方术数融会交流，并被运用国之大事中[22]。如武帝时对匈奴作战，使用群巫大肆施行“诅军术”，以对抗对方的同类术数。马王堆所出“辟兵图”，尚保留了不少辟兵咒语。

厌胜。厌胜是用巫术手段祛祸趋福或致祸于人的术数形式。汉代政争中巫蛊厌胜风气之烈，人所熟知，而其时在军事上命将取名、占候不利和战争激烈之时，同样经常用及。如灵帝中平五年，“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帝欲厌之，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 道教。众所周知，汉代是中国道教起源和形成时期。道教在民间巫术和方士方术基础上，创造出一套科仪和符录法术，而这些东西，到东汉就很快被运用或影响到军事中来，如：

《后汉书》注引《江表传》：干吉在吴会立精舍，烧香传教，“助军作福，医护将士，”江东将士多拜之。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所不为。”

《太平御览》卷337引曹操《掩获宋金生表》：“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诸屯皆云鹿角不须守，吾使狗为汝守。不从其令者，即夜闻有军兵声。明日视屯下，但见虎迹。”曹命将掩捉，俘虏甚多。

《后汉书·臧洪传》：黄巾起，青州刺史焦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 祷群神。又恐贼乘冻而过，命多做陷兵丸以投于河，众遂溃散，和亦病卒。”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魏书》：卓将牛辅胆怯恐惧，“常把辟兵符，以斧质致其旁，欲以自强。”

《资治通鉴》卷210，献帝建安十五年：张津为交州刺史，“好鬼神，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道书，云可以助化，为其将区景所杀。”

汉代大量涌现的“妖贼”，更是以道教为号召和战斗手段（详下）。

道教是宗教，与兵阴阳家也不属于同一范畴，然而道教“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18]，运用道术从事战争活动，事实上也颇合《汉志》界定的兵阴阳家的主要特征。所以，道教也可以视为兵阴阳家的一种特殊发展和表现形式。

马王堆汉墓帛书帛画是什么？

是《甘石星经》，历史教材上原话

《甘石星经》是古代中国天文学专著和观测记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著作之一。仅次于前1800年的巴比伦星表。在长期观测天象的基础上，战国时期齐人（一说楚人或鲁人）甘德、魏人石申(一名石申夫)各写出一部天文学着作。后人把这两部着作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他们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发现了这五个行星出没的规律。据我国科学家席泽宗研究证明：甘德已发现木星的3号卫星，比意大利伽利略和德国麦依尔的同一发现早近2000年，甘德、石申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书中记有120颗恒星的位置，以现在的观察结果来看，还是比较准确的。它比欧洲第一个恒星表——希腊伊巴谷的星表早约200年。《甘石星经》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1969年10月18日，解放军366医院为落实林彪发出的紧急战备的“最高指示”，紧急疏散到了位于长沙城东郊五里牌外的马王堆。1971年为备战时需要，366医院党委决定在院内那个方圆几百米的号称马王堆的土包下，挖掘一个大型防空洞穴。当洞穴挖到十几米时，地下出现了赭红中夹带着白点点的花斑土，越往深处掘进越坚硬。当战士们终于穿透这种土层时，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块又一块的白膏泥被挖了出来。当他们用钢钎对白膏泥进行钻探时，钻孔里突然哧地一声冒出一股呛人气体，只见一道蓝中带红的火焰鸣响着从钻孔里喷发而出，工兵团一位老工程师初步认定遇到了古墓。部队马上作为重要情报层层上报，当时国家文物局即批示要湖南开始发掘。

马王堆位于长沙市东郊长浏公路北侧，距市中心约4公里，据地方志记载为五代时期楚王马殷家族的墓地，故名马王堆。堆上东西又各突起土冢一个，其间相距20余米，因其形似马鞍，故也称为马鞍堆。1972年1月16日考古工作者首先发掘了马王堆汉墓一号墓，此墓深达16米，内中棺椁的边箱中塞满大量的随葬品，由文物上的文字可辨出此墓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利仓夫人辛追墓。4月28日，考古人员在内棺内发现了埋存地下2100多年仍未腐烂的汉代女尸。

1972~1974年，先后发掘三座西汉墓葬，马王堆实系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侯家族墓地。堆上三座西汉墓，分别编为二号墓、一号墓、三号墓。三座汉墓中，在马王堆汉墓的三个墓中，二号墓由于早在唐代就被盗掘，而三号墓亦因白膏泥密封不严，故其墓主仅存尸骨，唯独一号墓主人长沙丞相夫人则避开了被盗的厄运，保存良好。

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其中，一号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极为珍贵。这些丝织品中有一件素纱禅衣最具有代表性，该衣长1.28米，且有长袖，重量仅49克，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织造技术相当高超，精湛绝伦。一号汉墓的彩绘漆棺，色泽如新，棺面漆绘的流云漫卷，形态诡谲的动物和神怪体态生动，活灵活现，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另外还有近千支简犊，大量的封泥、印章，大量乐器、兵器、漆器、陶器、彩佣、竹木器、金属品、食品、香料、中草药、泥质冥钱等珍品，是汉初文明的形象缩影。

马王堆引起世界轰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丞相夫人再次面世。她装殓的华美让人称奇，出土时，其外形完整无缺，全身皮肤细腻，皮下脂肪丰满，软组织尚有弹性，在往其体内注射防腐剂时，其血管还能鼓起来，就是手指和足趾上的纹络都非常清楚，令人不可思议。她的前额及两髻有木花饰品29件，并涂彩贴金，其头发编有盘髻式假发，其脸上盖一件酱色织锦和一块素绢，两手握绣花绢面香囊，两足着青丝履，贴身穿“信期绣”罗绮丝棉袍，外套细麻布单衣，然后包裹各式衣着衿被及丝麻织物18层，从头到脚层层包裹，然后横扎丝带9道，再在上面覆盖印花敷彩黄丝棉袍和“长寿绣”绢棉袍各1件，一共20层包裹，华贵非凡。此尸保存时间之长，程度之完好，在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十分罕见。它既不同于木乃伊，又不同于尸蜡和泥炭鞣尸，而是一具特殊类型的尸体，专家们把这种类型的古尸命名为“马王堆尸”。这是防腐学上的奇迹，世界为之震惊。

帛书是马王堆汉墓中最为学术界所关注的，也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如对帛书《周易》、《老子》、《黄帝书》、《五行书》、《战国纵横家书》的研究，填补了以往许多研究领域的空白，三号墓出土的大批帛书，内容涉及古代哲学、历史和科学技术许多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及各种杂书经整理，共有28种书籍，12万多字。在马王堆发掘的珍稀文物中，还有帛画帛图9幅，而那幅被称为“卦象图”的帛画，到目前为止尚未破译出它的真正内涵。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12万字帛书，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资料，它是继汉代发现的孔府壁中书、晋代发现的汲家竹书、清末发现的敦煌经卷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古文献发现，对中国文献学和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具有极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内容涵括了中国古代传统图书分类中除诗赋类之外的所有门类，而且大部分是久佚的汉初乃至战国时期的珍贵历史文献，因而特别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三号墓三幅画在帛上的古地图成为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地图。

马王堆医书已成为医学界的一个专有名词，共有14种之多。其中关于经络学说、药物学成就、诊脉法、古代医方、药剂以及养生学知识，均揭示了许多令当代人瞠目结舌的汉初医学成就，如《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帛书的内容中，就反映了中国古代医学卓越先进的临床诊断知识水平。单从药物品种来看，马王堆医书中现存的药名总数就有394种。在《五十二病方》中能认定的197个医方中，用单药者78方，两味以上者119方，这表明当时已对药物的配伍组方有了一定的认识作用。此外，三号墓还出土了一卷图文并茂的彩色画，在长1米宽0.5米的绢画面上，用工笔彩绘了4排44个人，或徒手或持械，姿态各异，这就是古代《导引图》，此图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一幅健身图，它为研究我国古老而独特的“导引”疗法的源流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而六种十篇之多的数术类帛书，因其整理相当困难，至今还有许多领域没有涉及，有待以后专家们的进一步研究。

三号墓出土的《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两种天文著作，是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天文书籍。证实了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是我国已知画面最大、保存最完整、艺术性最强的汉代彩绘帛画，该一画面呈“T”字形，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长205厘米，属族幡一类的东西，出殡时放在行列前面，落葬后覆在棺上。帛画画面分天朝、人间、地府三段。天上为横幅，其余为直幅。分别以太一神、轪侯妻、祭祀者、合欢鳌为各段的中心。天界有扶桑树、九个太阳、嫦娥、新月，以及象征长寿的蟾蜍、白兔，日月同辉，令人神往，天门有司命守卫。中间为软侯妻缓行升天，吏前婢后，迎护隆重。人间双龙穿壁，象征幸福吉祥；家属聚集祭祀，祈求死者灵魂早归仙境。最底部合欢鰲背上大力神，双手托着大地，孔武有力。该画画天上以示死者的终身归宿，画人间以示死者生前的荣华富贵，画地下以示阴间的幸福。全图内容丰富，想象瑰丽。整个画面布局对称，线条流畅，描绘精细，色彩绚丽，显示了西汉高超的艺术水平。整幅帛画的内容，既有中国的神话传说、也有当时现实主义的写照。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是中国西汉初期绘画风格的主要体现，反映了汉代艺术的成就。

马王堆西汉墓发掘是20世纪惊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国考古学上的许多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