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衡量清前期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是清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本文在对近代化理论和方法做出自己的解释的基础上,分析了清前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特征:政府对基层社会政治控制的松弛化,以及普通百姓人身自由的扩大;商品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反传统观念的兴起与传播。作者认为,清前期的中国社会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态势。研究中国近代化史,不能置鸦片战争以前的发展成就于不顾,不能将1840年前后的中国历史截然割裂。和西方社会比起来,清前期中国社会的变革是缓慢的,但并未止步不前;是凝重的,但充满了希望。持续而不间断的进步,正是我们民族历史独有的特色和风貌。?

关键词 清前期 近代化 社会转型 观念变迁作者高翔,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近代化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应该说,从近代化的角度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突破了以前单纯通过资本主义萌芽论证明清社会变迁的简单模式,使人们从一个相对宽广的视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回答中国社会是否发展,或在多大程度上向前发展的问题。近代化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社会形态问题的认识,起到了推动思想解放,促进学术发展的作用。然而,无论是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近代化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毋宁说是一种视角,是一种思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真正适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近代化学术构架。理论的贫乏,必然限制研究的深入,必然加重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问题认识的歧异。本文主要考察清前期社会转型问题,但在进入正文以前,有必要先对近代化问题作一点理论说明。?

一、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

在考察明清社会发展时,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比较矛盾的现象:一些学者一方面试图证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走向近代的内在动力,试图证明中国在晚明(有的甚至认为更早)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过程,但另一方面却否定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甚至将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视为教条主义指导下的错误产物,视为应该抛弃的"错误命题"。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近代化

我不想在这里对"近代化"作辞源考证,但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当今学术界通常所谓的"近代",就其本意,指的是16世纪以来主要是在西方世界出现的所谓社会变革浪潮,这种社会变革浪潮,其核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主义化,也就是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传统的(也可以说是封建的)生产方式,用资本主义的新文化代替传统的旧文化,用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代替落后的旧制度。有的学者提出:资本主义化不等于近代化。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确实,近代化较资本主义化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内涵,资本主义也不是通向近代的惟一桥梁,资本主义阶段也并非不可超越,但下面两个事实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第一,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自然发展的替代物,资本主义是惟一的选择。迄今为止,史学家还没有发现,在社会自然演变的条件下,除资本主义外,封建社会(或传统社会、中世纪)有任何别的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二,在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化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变最重要的动力。近代化的许多重要成果和基本原则(如启蒙思想,市场理论,近代科学的兴起与传播,等等),都是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得到完善的。脱离资本主义谈论近代化,正如离开市场谈论商品一样,在理论上是不可思议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对中国传统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承认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承认没有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近代化,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否定当年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就不会将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对近代化的研究对立起来。应该承认,目前学术界对商品经济、城镇发展、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探讨,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筑于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术基础之上的,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研究中国近代化历史的核心内容。?

历史上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虽然以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为核心,但毕竟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含义。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在向近代迈进,应该确定一些起码的标准。采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中国社会发展,也许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结论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所谓近代化至少应该包括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服务市场和自由雇工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与发展;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渐解体,个人自由的扩大,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带近代意义的社会观念的出现与传播。?

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关于近代化问题最主要的切入点有两个:一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其基本点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二是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其中心内容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前者是基础的,它能揭示出某种社会形态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后者是至关重要的,它能从社会控制、价值观念的角度,从思想流变的角度,回答社会发展速度问题,回答变革方式与变革道路问题。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充分汇合,融会贯通,我们才有可能对一个时代的发展水平做出大体准确的判断。?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对清代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目前还有较大的探讨余地,其突出表现是我们对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观念领域的研究重视不够。不充分吸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成果(如思想史的成果、学术史的成果、观念史的成果),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解释就会显得僵化和机械,甚至出现将社会发展简单化为经济发展,将资本主义简单化为市场经济的片面倾向。比较典型的如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我们以前往往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史问题,过多地将精力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资本主义,不但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生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而新的生产方式的孕育,也需要一个合适的文化土壤,需要ò陨缁峁勰畹哪持直涓镂?疤帷2恢厥佣杂胱时局饕迕妊棵芮邢喙氐奈幕?侍獾难芯?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整和准确。事实上,即使进行纯粹的经济史研究,也应当充分注意人的观念问题。人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社会观念直接影响着他的全部经济活动。观念应该成为而且也是我们认识一个时代最主要的窗口之一。对明清史研究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有条件的。?

在对近代化的基本概念略作辨析以后,笔者将对清前期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作粗略考察。我认为,在这两百年中,中国社会在晚明时期近代化因素大量滋生的基础上,出现了明显的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趋势,这种趋势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观念领域,都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二、对基层社会政治控制的松弛化

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政治问题,原因很简单,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一种以皇权为核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政府不但是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关系的权威工具,而且还直接干预着社会各阶层的构成和流动,影响着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风尚。?

清前期中国政治的演变具有两个显著趋势:其一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趋势,其突出表现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皇帝对官僚机构的控制逐渐严密,到雍乾时期形成了空前严厉的极端君主专制局面。其二是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松弛化趋势。这一趋势在清代十分明显,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重视。?

清前期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放松,从清初即已开始,到雍乾时期更加显著,其突出表现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弊政,在这个时期逐渐获得革除。像雍正朝除豁贱民政策,就使大批世代遭受奴役、地位低贱的底层民众获得解脱。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乐户惰民丐户之世袭》记载说:雍正元年,御史年熙奏:"山西两省乐户另编籍贯,世世子孙勒令为娼,绅衿地棍呼召即来侑酒。间有一二知耻者,必不相容。查其祖先,原是清白之臣。因明永乐起兵不从,遂将子女编入教坊,乞赐削除。"奉旨:"此奏甚善,交部议行。并查各省似此者,概令改业。"嗣此御史噶某奏除绍兴惰民,苏抚尹继善奏除常熟昭文丐户。?

事实上,当时被除贱为良的远不止此。像雍正五年(1727年)安徽宁国府的"世仆"、徽州府的"伴当"被开豁为良,七年雍正帝又亲自下令改善广东?户处境,宣布?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不可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下令准许?户登岸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保甲","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尽管清廷的开豁政策不是十分彻底,但毕竟使持续数百年的丐户、乐户、?户、伴当、世仆之处境获得了改善,其中不少人成为编户齐民,获得了人身自由。自由民的增加,必然导致社会活力的加强,这显然是一个巨大历史的进步。?

18世纪人头税在事实上的废除,各种徭役的减少,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管理方式的革新,以及百姓生活环境的改善。?

迁徙自由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之一。在清前期,普通百姓的迁徙权获得明显扩大。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强化政治控制,往往采取措施,限制百姓的自由迁徙,明代甚至因此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清代,这一传统被打破了。尽管在制度上清廷仍对百姓的迁徙做出限制,但大多未能得到执行。例如,清廷表面上严禁百姓移居蒙古,但实际上并未严格执行,仅乾隆前期,古北口外,"内地民人前往耕种者",就"不下数十万户",原因很简单:蒙古已经成为吸引内地过剩人口的重要场所,"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如此,不能增益",政府便不得不"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甚至对历来实行封禁政策的东北地区,清廷在乾隆后期也改变政策,允许百姓自由出入。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降旨:"盛京等处虽号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至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百姓迁徙自由的扩大,在客观上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大量无地少地民众迁往边疆地区,促进了边疆开发,边疆地区农业获得发展,工商业、教育事业取得明显进步,经济、文化、社会景观和内地出现明显的一体化趋势;二是大量人口流往城镇地区,特别是中心城镇地区,使清朝非农业人口急剧增加,工商业因此获得大批廉价劳动力,商品(包括农产品)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条件日趋成熟。?

清廷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不进行严格干预。尽管清朝统治者重视教化的推行,强调"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但需要研究者注意的是,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强化对知识界的思想控制,这在执行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策性,不能简单地以文化专制主义或文字狱一言以蔽之。总的说来,清廷对民间社会生活的控制是比较宽松的,只要不公然反抗朝廷统治,一般不进行太多的干预。像乾隆时御史胡定曾奏请查禁《水浒传》,为清廷采纳,但"外间概不遵奉","虽公卿大臣家,案上翻阅,席前唱演如故也"。而地方官"所称于每月朔望宣讲《圣谕广训》,亦竟属托诸空言,以致愚民全无儆戒,重罹法网"。安静自然一直是清廷十分推崇的为政之道,其核心内容就是政府不能过多干预百姓生活。康熙时李光地曾说:"文案纷冗,生出许多事端,而害总归于民,倒不如且听其自然。"康熙帝反复强调:"苟于地缴虽清亦属无益。"并称:"朕尝访问民间,据称贪官亦无杀民取财之理。或官清廉,一味生事,更病于民。"正是从安静自然的立场出发,清朝对服饰僭越、生活奢靡等现象,均未采取强有力的整饬措施。康熙帝说:"朕意以为俗尚不能骤更,当潜移而默导之",又说:"天下事有言之可听而行之不便者,此类(指严禁服色)是也"。雍正帝也强调"法令者,必其能禁而后禁之,明知法不能胜而禁之,则法必不行"。尝说:"奢侈之弊,朕亦稔知。但陋习因循,一旦遽然禁止,若立法严峻,有犯无宥,不能使之永远遵奉。揆之于理,移风易俗,究以从容不迫为贵。"福格说:"禁止服色,辨其等威可耳。若使富人悉服布素,必致令有不行,令既不行,又难治以峻法,枉事更张,毫无利益。如其果行,则商贾不通,衣冠,更失中华文物之盛,徒使悭吝富儿逐其鄙陋之欲矣。"?这种顺其自然的为政思想,就使普通百姓在较长时间里享有比较宽松的生活环境。当然,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官员(特别是一些理学官僚),从教化的立场出发,试图整饬风俗,但一般都难以长久维持。像雍正时,著名理学家朱轼任浙江巡抚,"严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结果颇遭百姓反感,"小民肩背资生,如卖浆市饼之流,驰担闭门,默然不得意"。及李卫为总督,一切又恢复如旧,"一切听从民便,细民益颂祷焉"。政府对社会干预面的缩小,为清代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的变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还需指出的是,清廷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强制,而是通过经济手段。例如,为了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状况,改善下层民众生活,清廷曾有意识地兴办公共工程,甚至采取措施,鼓励商人大兴土木,使"本地工匠贫民,得资力作,以沾微润,所谓分有余以补不足"。至于对物价的调节,更多的是通过市场进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两江总督尹继善所进《请禁采买短价疏》,即充分显示了清朝通过市场调节处理粮食库存问题的水平。清朝粮食储存,素有存七粜三之例。即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开仓售粮,平抑粮价,防止粮价飞涨影响城镇居民生活。在秋成时,收购粮食,充实仓储,防止物价暴跌,谷贱伤农。应该说,这是一种合理的政府行为。尹继善在疏中针对这一政策在执行中产生的弊端,即青黄不接时,各地纷纷粜三,秋成时,又纷纷购买,反而导致物价波动,"致妨民食",提出应采取措施,完善这一体制,进一步根据市场供需状况和物价情况来决定政府行为。尹继善建议:"嗣后各省州县凡存仓米谷,除实遇歉收之年,米价过昂,非粜三可济民食者,不妨额外多粜,准其据实具详酌量办理,其寻常岁稔价平之年,不必拘定粜三之例,或可竟全数停粜,或止须酌粜十之一二。总看各处情形,临时酌办。庶春间少卖一石,则仓内多一石之积贮。秋成少买一石,则民间多一石之米谷,似于民食仓庾两有裨益。"尹继善这道奏疏诚然反映了清朝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更重要的是,他说明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无论是涉及官府,还是涉及民间,都主要依靠市场调节,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命令。政府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意味着民众在经济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其经济利益也能获得更多的保障。?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不管研究者如何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恐怕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清前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理论上讲,考察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步入近代的条件,商品经济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也只能产生于商品经济之中,这却是铁定的历史事实。清前期是中国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发达的时期,特别是东南地区,城市化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对此,学术界已有充分论述,本文不作赘述,这里仅根据李燧《晋游日记》所载乾隆后期山西情况,补充几个资料。清代山西金融业发达,除了众所周知的票号外,还有所谓"账局",这是少为人知的一种金融组织。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候选官员。《晋游日记》卷三载:汾(州)、平(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无如放官债。富人携赀入都,开设账局。遇选人借债者,必先讲扣头。如九扣,则名一千,实九百也。以缺之远近,定扣之多少,自八九至四五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者。扣之外,复加月利三分。以母权子,三月后则子又生子矣。滚滚叠算,以数百金,未几而积至盈万。?

账局的开设,已经影响到了京城的社会生活。李燧记载说:"京师游手之徒,代侦某官选某缺,需借债若干,作合事成,于中分余润焉,曰拉纤。"典当业也很发达:"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吾辈八口嗷嗷,点金乏术,不得不倾箱倒箧,尽付质库。伊乘其窘迫也,而鱼肉之。物价值十者,给二焉。其书券也,金必曰淡,珠必曰米,裘必曰蛀,衣必曰破。恶其物,所以贱其值也。金珠三年,衣裘二年不赎,则物非己有矣。赎物加利三分,锱珠必较。"根据李燧的观察,城镇化趋势在位处内地的山西已经显露出来。像榆次县的什贴,本系偏僻之地,乾隆时居然"人烟稠密,为一巨镇"。至于绛州,"城临(汾)河,舟楫可达于黄。市尘辐凑,商贾云集。州人以华靡相尚,士女竟衣绮罗,山右以小苏州呼之"。社会生产的区域性分工也已出现。像"泽州与潞安,俱上党地,联界中州,一切食物,俱取给于清华镇,故山右人有终身不识蟹者,而泽州得食蟹。城中花木蕃甚,木瓜橘柚,皆结实累累,文风亦胜于他郡。"上面所用的资料只是李燧个人观察结果,视野十分有限,但据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当时的山西社会是颇有活力的,如果将这些材料和山西著名的票号业、盐业、药材业等结合起来,与平遥等地城市发展联系起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静止"二字概括山西社会。山西在乾隆朝算不上是发达地区,也不具有典型性。能真正反映清前期中国社会商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是江南市镇,以及广州、临清、汉口等工商业中心,大商人及商帮的出现(像"江浙殷富至多,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仆难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正在形成的区域性经济分工(如"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等),而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清前期商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显然已经存在,而且获得发展。在我看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不是缺乏资料的问题,而是如何分析资料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不等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保留一些,甚至保留较多的封建残余是正常的,它只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可:其一,生产出来的主要是服务市场的商品,而不是别的东西;其二,生产过程主要由自由雇工完成,而不是主要由家庭成员或其他非自由的劳动力完成。至于生产规模,倒不必过分苛求,也没有必要过分强调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性,或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的比重。因为萌芽,毕竟不等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也不等于要立即建立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雍正八年(1730年),浙江总督李卫的一道奏折所描述的生产方式,应该说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李卫说: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青蓝布匹,俱于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揣砑光。即有一种之人,名曰包头,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毛,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习此业者,非精壮而强有力不能,皆江南江北各县之人,递相传授,牵引而来,率多单身。?

这条材料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布商提供布匹和工资,包头提供设备,招集、管理工人,工人通过劳动,计件获取报酬,而生产的产品,则供应市场。就其生产组织形式,和16世纪一些英国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是十分相似的。?

类似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在清前期并不少见,"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俑工以度日,惟利是图,不敢扰民滋事",是当时比较常见的生产组织形式,而雇工在身份上,对雇主并不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所谓"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事实上,乾隆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社会财富的积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明代有了新的发展。尚钺说:"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在乾嘉时代较之明末,从经济观点看,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约当公元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过了乾隆年间,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就从萌芽的时期进入成长的时期了。在这一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仍在继续发展,工场手工业制度和农业商品化的过程也还表现了某些质量上的新变化,如果历史条件继续便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独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我们不是将资本主义生产看得高不可攀的话,那应该承认,他们的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需要研究者高度重视的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为清前期中国社会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这至少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加速了生活方式的变化,所谓"朝局士风为之大变","国初诸老刚正谨厚之风,至是乃如缺文乘马"。洪亮吉将这种转变概括为"嗜欲益开,形质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嗜欲益开"是新的社会风尚的核心内容,而这与当时东南商人,尤其是盐商的倡导密不可分,即所谓"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它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二是商人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阶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清代,士商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社会界限,二者间的流动是经常性的。沈?所说"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即是这种社会现实的集中体现。清前期不少重要知识精英都有从商的社会背景,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直接得到了商人的资助,像盐商马曰?与士林名流广相交接,曾资助过全祖望、厉鹗等著名学者,故其卒后,袁枚吊诗有"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之句。乾嘉汉学的两个关键人物江永和戴震,其学术活动都获得了歙县盐商汪梧凤的资助,而汪梧凤本身也是一位虔诚的学问家。人是环境的产物。知识界和商界联系的加强,不可能不对社会观念形态产生影响,笔者稍后将作分析的清前期社会观念的多元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产物。嘉庆时,恽敬作《三代因格论》,他感叹说:"古

者商贾不得乘车马,衣锦绮,人耻逐末,为之者少,故利丰。后世一切侪之士人,人不耻逐末,为之者众,故利减。"其言即生动反映了乾嘉社会对商人、商业看法之改变。因此,说清前期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不但在晚明基础上有了发展,而且产生了新的重要的社会影响,是不过分的。?

四、反传统观念的兴起与传播

在任何时候,社会进步都必须通过观念进步体现出来。衡量传统社会是否在向近代转变,其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看该社会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清前期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化完成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性变革,这就是结束了宋明理学在知识界的独尊地位,知识阶层的社会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反对传统礼教束缚,主张人性自由;反对学术垄断,主张独立思考;反对极端君主专制,主张"公天下",成为清前期反传统观念的重要特色。这一变革肇始于清初,完成于18世纪,在客观上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近代化的全面启动奠定了原始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础。?

宋明以降,程朱理学一直是居于正统地位的主导意识形态,经理学家们片面宣传的纲常伦理、道德说教,成为垄断真理,限制思想自由的精神枷锁,即"捆缚聪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说,不读他书",以致文人学士,成为"宋儒之应声虫"。冲破理学说教之束缚,就成为清前期社会观念走向多元、迈向近代的基本前提。?

清前期知识界对理学的批判经历了两个阶段,顺康时期主要是批判陆王心学,与此同时,正统的程朱理学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复兴过程。降至雍乾之时,随着汉学的兴起,反传统思想家们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正统的程朱学术,不但否定其天理的合理性,而且以实证的方法,对理学家所宣传的儒家经典提出怀疑和批判,从而导致了理学的全面没落。此后,理学在士林队伍中的影响急剧削弱,即所谓"近今之士,竞尊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人们追寻"圣道",研习学问的途径随之发生了变化。孙星衍说:"今儒家欲知圣道,上则考之周公、孔子著述之书,次则汉儒传经之学,又次则为唐人疏释,最下则宋人语录及后世应举之文。"排宋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帝王教育活动。乾隆皇帝感叹说:"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可以说,持续数百年的理学的真正衰落是从18世纪开始的,而在此之后,理学再也没有出现过复兴之势,甚至像清初那种短暂的繁荣景象也一去不返。?

否定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主张人性自由,是清前期伦理观念变革的核心内容。汉学大师戴震愤怒谴责理学"以理杀人",他指出:合理的学术,合理的社会,合理的政治,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尊重人的欲望,想方设法满足人的欲望,故他提出了以"遂欲"、"达情"为核心的伦理主张:"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清前期最杰出的反传统思想家是袁枚。袁枚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反对礼教束缚,主张人性自由。在袁枚看来,情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而且必然的存在,脱离人情谈性,脱离人情谈理,都违背了圣贤学问的本意。值得重视的是,袁枚对情、对欲的重视,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努力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清朝统治实际结合起来,从尊重人情的角度出发,袁枚认为朝廷用人行政,均应以适情、达情为准则,而不可悖乎人情。在《小仓山房文集》卷二二《清说》一文中,袁枚明确提出,治理国家,必须以尊重人之情欲为基础。他说:且天下之所以丛丛然望治于圣人,圣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无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怀,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圣人也。"好货""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积仓"、"有裹粮","无怨"、"无旷"者,圣人也。使众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则漠不相关,而亦不肯治天下。?

戴震、袁枚的反礼教思想,在清前期知识界并不孤立,"人心不可强抑,王道必本乎人情",已经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在主张独立思考过程中,清朝知识界形成了一股疑经之风,即对儒家经典提出大胆质疑甚至批判,从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袁枚明确指出:学者绝不应当以迷信的态度对待儒家经典,而应相信疑经非圣人所禁。从治学"求其是"的立场出发,

孔子传读后感800字篇1

孔子主张仁爱。

“爱人”就是对一切人的尊重和爱敬之情，把人当作是具有平等人格的人而对待，即”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

“仁”字在上古时代已出现，意为二人以上的人与人之间亲密友善的关系。孔子继承了仁的基本内涵并作了重要发展，明确指出仁的基本精神是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比如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回来，曰：“‘伤人乎?’不问马。但是孔子的仁爱与教会的博爱、墨家的兼爱又有区别，不是不分亲疏远近、一律平等的爱，而是有等差的爱，要遵循亲亲、尊尊的原则。亲亲、尊尊是西周宗法社会的原则，其本质就是礼。礼是血缘法则、道德法则和阶级法则的综合体。人的行为不仅要遵守仁，也要符合礼。

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已内在地包容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血缘关系和阶级关系。仁学包含了道德上的人格平等和尊严等内容，这一点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命题中表现的很明显。他既承认人是目的，且承认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人人都有道德上的尊严。这里并无贵贱、高下之分，只有君子、小人之分。而这同当代社会的人权思想有着共同的契合点。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就是从道德实践上说的，并不是从地位或职业上说的。

孔子还要求统治者的行为要端正，“政者，正也。子率而正，孰敢不正”。

为官者道德的高低是政治好坏的决定性因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次，选拔官吏要以道德为标准，孔子认为，如果有道德的人的职位在没有道德的人的上面，那么人民就会信服;如果没有道德的人的职位反而在有道德的人的上面，则民不服。再次，他主张推行教化，反对统治者的杀戮政策，“子欲善而民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意思是说就像草随风动一样，为官者的言行影响着老百姓，以此要求统治者发挥身教作用，引导天下风气向善。“爱人”表现在政治上便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采取合乎民情的便宜措施以促进生产，使人民富足。

孔子还非常挑食。

颜色难看，不吃;气味难闻，不吃;烹调得不好，不吃;不合时令，不吃;切割得不好，不吃;没有合适的酱，不吃。我想，现在最挑食的小孩，恐怕也只有他的三分之一罢了!

读完《论语》，我不仅对孔子的敬佩更进一步，而且更多了一种亲近感。孔子并非什么高不可攀的“至圣”，他也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的普通人。他似乎从书上一跃而下，成为我的一个好朋友。

孔子传读后感800字篇2

中国文学家鲁迅曾经说过：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寒假里，我读了史记，仿佛看到了野心未泯的庞涓，乐于助人的信陵君，百步穿杨的李广……

?史记》中有一个故事让我非常喜爱。那是项羽的故事。项羽他十分骄傲自满，目中无人，自以为可以取代秦始皇，而且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告，最终死在了东城。他还不知道他错在哪儿，仍给自己找借口：这是天意，并不是自己用兵的失误。但项羽身上有一种精神值得我学习:他在东城决战的时候，宁可死在战场上，也绝不当逃兵溜回江东。李清照曾经说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读完《史记》，我懂了许多，从信陵君的故事中让我懂了：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同伴，就必须乐于助人，待人温和，当朋友有危险的时候会为同伴出谋划

策。从项羽的故事让我想到了自己：有好几次我在做数学题的时候，碰到了一些拦路虎，我并没有绞尽脑汁去思考，而是当个可耻的逃兵，直接跳过去了，甚至可能我连题目也没读清。读了项羽的故事后，我回想起来，真愧疚呀!

?史记》中有许多爱国的伟人，每个人的爱国方式都不一样。我们既不能像屈原那样国亡就投江自尽，也不能像子贡那样凭着三寸不烂金舌影响七国的发展然后以此拯救鲁国，但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譬如：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少用一次性筷子，少用餐巾纸，建议随身携带手帕，爱护公物，保护环境……这些看起来像是小事，但如果大家都做到的话，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我们国家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强大。

读了《史记》，不仅丰富了我的视野，还拓展了我的课外知识，更让我对历史有了浓厚的兴趣，这可真是“书中自有颜如玉”。

孔子传读后感800字篇3

孔夫子曾经说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诸如此类的话，并且还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一直活到了七十二岁，五十七年的经历使他仁德兼备，学问渊博，成为冠绝一时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可谓是震古烁今(不敢说后无来者，也起码是前无古人了)。以如此身份，当他的高足问他时，他的回答竟然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完全有足够的资本炫耀自己的大学问家，孔子还有必要孜孜不倦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探索中去吗?答案是肯定的。

孔子的特点不是探求天地万物的具体性理，而是探求社会与人生的具体性情。因为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也许是有限的，但是人的具体感情是无限的。作为有限的“人”，探究的是无限的“人”，这也正是让孔子感到学无止境的原因。人的性情举止，是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的，每探究出新的内容，就打破了原来的旧的规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去了解人性，才是最困难的。而孔子最精辟的论述，也自然而然体现他对人性的入木三分的见解。

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这一点上，和孔夫子几千年前提出的主张“仁与德”的观点不谋而合，两人都是伟大的教育家，为什么相隔千年，提出的观点却是惊人的相似?毫无疑问，两人都是把“仁与德”当作自己去不断努力实现的目标，不断的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修养与品德，这是有必然性的。

这就是孔子的学习!这就是圣人的学习!

也许我们这些凡人是永远无法领会万世师表的学习的内涵，但每一个人也许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孔子传读后感800字篇4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智慧的结晶，是一份让人受益匪浅的文化宝藏。读过之后，我对学习态度有了更深的认识。

有人说“态度决定性格”，我觉得“态度决定学习的一切”。因此，我认为，学习要有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我们在学习上要坦然地承认自己不知道什么，要正视自己的无知。面对问题，应该开动脑筋，勤于思考。对于文化知识和其他社会知识，我们应当虚心学习、刻苦学习，尽可能地多加以掌握。人的知识再丰富，总有不懂的问题，那么，就应当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学习中除了正视自己的无知，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学习外，还应将学到的知识加以应用，也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习的快乐在于练习，因此除了重视“学”，我们更要追求“习”。“习”就是在“学”的基础上加以应用，也就是实践。孔子带领着弟子周游列国时一边学习一边应用知识，他们将知识应用起来应该是有个人学习的目的。作为学生，我不仅要努力学习，更要去享受学到知识的满足感和在生活中应用知识的成就感。前几天，天空中出现美丽的鱼鳞云，我从学到的地理知识懂得，“鱼鳞云”是秋冬季强冷空气来时的一种天气现象，说明天气将转晴，并且在未来两三天都是好天气。果然接下来一连几天都是晴天。这使我感受到了在生活中应用知识的成就感。

在学习中我还保持“谦虚”的态度。“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所体现的不仅是个人修养，还是在学习上的一个态度和一种风范。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欣赏并学习别人好的方面是谦虚的基本。“虚心使人进步”这不仅在个人体现，一个国家在国际上也应有这种态度。孔子的理论虽在古代产生，可在现在仍有不少可取之处。虽然“半部《论语》治天下”略有夸张，但这并不妨碍《论语》对我们的影响。

学习是我们学生的首要任务，端正学习态度有利于我们的学习，我们只有做到正视自己的无知，才会踏踏实实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知识后我们还要将其应用到生活实践中，感受学习知识的成就感，在继续学习中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做到学无止境。

孔子传读后感800字篇5

司马迁的《史记》，贯通祖国三千余年的辉煌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一部经典之作。

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三千年璀璨的礼貌，生动的描述了三千年大大小小的一些史事。读过这本书，让我深深得感受到了祖国文化的伟大，令我心存敬意。史记的生动描述一向鼓励我们的写作，以及我们祖国的发展，史记一出来，可谓是洛阳纸贵啊。

一部伟大的作品，总会有辉煌的成就。《史记》这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祖国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境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简便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就像尤安·艾肯在《走遍天下书为侣》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历史旅行，读者像是穿越了时空，成了一位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就仿佛在和司马迁应对面的谈话，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一本令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当细细阅读的经典！是一本既生动趣味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孔子传读后感800字篇6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论语》以记言为主，故称语。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 子，有孔子的再传弟 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 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 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 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 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务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

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

”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 子的高度的责任心。《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 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 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孔子传读后感800字篇7

从前，我之所以读一本书是因为它来到了我的手边，而书的主人又有耐心等待我一口气或分几天读完它。后来，知道了有公共图书馆这等读书的好地方，我也懒得去翻书目卡片，只是在开放阅览室书架上随手抓一本我能读得进去的书。再后来，通过网络，也约略知道近来新出的哪几本书是值得一读的，可我也往往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偶尔在浏览的网页上碰到一两本好书也都是大概的翻翻，很少有时间和心情静下心来看，相逢或相违全凭运气。所以，我读《论语》也只是因为选了《中西经典选读》这门课，于是从图书馆借了这本书。

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我竟然不知出于《论语》。像“父母在，不远游。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道不同，不相为谋，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朽木不可雕也。三十而立……”

我读《论语》这部书，当然不是想从中觅得修身、齐家的孔门秘传。我只是在这部书中认识了一个迂阔率性、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诲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不厌精、懂得生活乐趣的孔子。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民主政权处死的，据说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但我更喜欢孔子的直言不讳：“道不行，乖桴浮于海”，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精神。打开《论语》去读，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产生了孔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中庸之道。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有必要一读的。

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的人们却在褪色，对其讲孝是非常必要的，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了。”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同。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污或是抢劫，触犯法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都希望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出发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按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博学而笃志，切问近而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吗?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的重要性，治学是仁信的基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义至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甚多，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良师益友。就说我们班上的吧。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体里，就有篮球上的猛将、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有的是上晓天文，有的是下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的能歌善舞……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民百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孔子传读后感800字篇8

提起刘邦，大家肯定并不陌生。每当我阅读《史记》，读到关于他的事迹时，总是不禁赞叹道：“他真不愧是一代枭雄!”

刘邦心胸宽广，宽厚待人。《史记》里记载，当时，农民起义，反叛秦朝，需要一个人先打入关中瓦解秦朝。众将领闭口不谈实力雄厚的项羽，却一致推荐刘邦，因为他们认为刘邦是宽厚长者，只有他能使百姓信服。刘邦借此树立威信，充实军队，赢得民心，为后面的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深知，唯有不欺凌，不暴虐，宽厚待人，才能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刘邦知人善任，任才唯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比不上张良;安抚百姓，镇守国家，他比不上萧何;连兵百万，百战百胜，他比不上韩信，但是他却能充分地任用他们，并且亲之信之，他的成功与这是分不开的。若不是刘邦的知人善任，一代奇才陈平就不会投奔他;若不是刘邦的任才唯贤，著名说客郦食其也不会依附他。他深知，唯有广招人才，举贤使能，团结一心，才能共同推翻强大的秦朝。

刘邦广开言路，虚心接受。刘邦并不是神人，于是他便广开言路，察纳雅言。别人提出的建议，他总是虚心接受，思虑再三后决定是否听从。《史记》记载，刘邦与项羽对战时，楚军把汉军围困在荥阳。正在刘邦犯愁的时候，一个小官陈平献计：离间项羽和他的部下。刘邦并没因为陈平出身卑微，而对他的计策不屑一顾，而是加以分析，肯定了这条计策。陈平还需要四万斤黄金，刘邦也不因为他是小官而不同意。就这样，刘邦成功削弱了对手，壮大了自己。他深知，唯有多倾听别人的意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才能统一天下，实现霸业，成为枭雄!

从一个平民百姓，到一代伟大枭雄，是刘邦的点点滴滴改变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