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是人的最后一项仪式。所谓丧葬礼俗就是处理死者时殓殡奠馔的礼节与习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丧葬礼俗有着重要作用。它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死者尸体腐烂而加以掩埋的活动，也不只是活着的人对死者表示悲哀悼念的礼节习俗，儒家通过丧葬仪式宣扬并实行“慎终追远”的孝道，统治者通过丧葬制度强调并维系社会等级，达到调控社会的目的。所以，中国的丧葬制度有着极为丰富的内蕴。随着时代的流逝，繁琐的丧葬制度也日趋简化。我们这里介绍的主要是近代江苏各地的丧葬制度。

1．领路经。病人或老人将死，预先请尼姑至床前念领路经。从寝室到大门一路插上蜡烛。人在临死前须将其床上蚊帐取起，否则以为人死后将会落入“网尸城”。将小块银子放在死者口中，称为“含口银”，据说是怕在阴间因为饮孟婆汤而迷了心。要将死者移至堂屋之中的停尸床上，头南脚北面朝天，大开家中的门，以利死者灵魂离去。亲生儿女在老人断气前后烧锡箔寿纸，叫“引路钱”。门口烧纸轿、草鞋，庭中烧锭库以及死者生时衣服数件(但要除去皮衣，否则死者来世将变成犬马)。

2．在吴地，人死后以水抹身，富者以绸绫十三件，贫者以布衣七件给死者穿上，都是有扣而无纽。在苏北地区如高邮，是在死者停止呼吸前穿寿衣，又叫老衣。寿衣讲究“五领三腰”。“五领”为五件上衣，即衬褂、棉袄、棉袍、罩衫、马褂；“三腰”为三条裤子，即衬裤、棉裤、罩裤。女丧改棉袍、马褂为大棉袄、夹袄，改罩裤为裙。有家人守夜。死者头前供一碗生米饭，叫做“倒头饭”。头前足下各点一盏油灯，叫“引路灯”(在吴文化区域如昆山等地，死者脚边点燃的灯称为“长明灯”或“幽明灯”)。死者脸上盖张黄纸，叫蒙脸纸。至夜请僧尼礼忏，称为“转敛”。

3．丧服。上辈或平辈人死要戴孝，下辈人死不戴孝。儿子披麻戴孝：头戴麻布帽(有的帽后垂麻丝)，帽子左右两角挂棉花球，用白布做成袍子穿在身上为孝服，鞋面上蒙上麻布，腰中扎一条反搓成的稻草绳子。女儿和儿媳披发扎麻，穿白布衫裙，脚蹬麻布蒙面布鞋。孙辈帽上缝一小块红布。死者同宗每人发孝帽一只，女发孝巾一条，名曰“散孝”。家有丧事要“变白”，服饰及家具物件凡是红色的，一律搬开或用白纸蒙上。门上贴两张宽十厘米左右的白纸条作讣告。

4．“吃倒头饭”。孝子招待亲友一律素食，叫做“吃倒头饭”(吴地称为“吃豆腐饭”)。死者年龄大，且生前吃荤，在丧事办完后，最后一顿用酒招待，叫做“谢红”。

5．引路焰口。丧事须按风水先生的安排办事。家人要请和尚超度亡灵，叫做“引路焰口”。有的请道士做道场，驱邪捉怪。

6．大小殓。大殓和小殓无大区别，只是小殓不钉尾，不合棺缝。棺木要由族长和孝子的母舅殓收，得其同意后方可入殓。入殓要按风水先生确定的时刻，禁忌属相的人在入殓时必须回避。大殓在死后二三日，预先小殓。棺内放石灰垫衬。尸将入棺时，先检尸衣之珠玉，然后由孝子捧头纳入，用水抹尸面，并洒酒尸口。尸体用红线正位人棺，身下垫以铜钱 (有的用纸钱)，伴以死者生前心爱之物作陪葬晶。入殓后，子女亲友绕棺一周向死者看最后一眼。接着置登升柩，由孝子磕“四方头”。在苏北，盖棺时，棺钉用子孙儿媳头发缠绕，随钉钉入棺内，叫做“挽钉”。“封钉”，男丧由族长执斧，女丧由母舅操柯。孝子必给执柄者以彩帛或封钉礼金。

7．做七。死后每七日，请僧侣道士礼忏诵经，共七次，称为“做七”。

8．回煞。回煞俗称接眚，又称撇青，在死后十余日内进行。这天，先将寝室中铺设恢复当日死 者气绝时之原状，然后以死者衣服放在床中，衣服整齐，幻为人形。屋内要悬挂尖嘴鸡爪、形状可怖的眚神于其侧，设三牲祀之。

9．出殡。殡葬有三种形式，一是停柩三年后殡葬，二是搁置“六七”即死后第四十二天殡葬，三是入殓后随即殡葬。一般入殓后三天内安葬。殡葬时间、地点由风水先生确定。亲友子女随棺送葬。子女手执“哭丧棒”(尺许长的柳树棍)。送葬路上一路丢“买路钱”。挖长方形坑，坑内燃烧稻草，叫“暖坑”；再将铜钱或纸钱放在坑内四角和中央，然后棺材入坑，叫“登位”。子孙儿媳们用衣襟兜些土放在棺木上，叫做“罗裙兜土”；接着挥锹填土，做成圆锥体似的土堆，有的在墓前立碑。孝子将手中的哭丧棒栽在坟前，子、孙、重孙各栽一排。不久，柳桩做的哭丧棒会发芽吐枝，若枝繁叶茂，则象征子孙繁盛，家业兴旺。这些树后代不得砍伐。殡葬后，在墓前后左右烧些纸钱给野鬼，名为“和邻纸”；再为死者烧“安位纸”，最后燃放鞭炮。回家路上不许回头望，忌走回头路。到家门口，送葬人从点燃的纸钱上一跃而过。

10．烧七。殁后每隔七日举祭一次，称“烧七”或“做七”，共七次。逢七时，全家团聚灵前，设食供奉，或请僧道诵经。“六七”时，亲朋好友前来追悼，孝子请僧尼做佛事，或请道士斋醮，焚纸制冥房和用具。出嫁女儿办饭菜供奉亡灵，名为“换饭”。七期之翌日逢农历初七、十七以及二十七，则此日为“犯七”，家人以为死者灵魂回归，预将汤罐水缸空坛之口全部盖好，恐其坠入；又将枕簟被褥铺好供其服用，谓之“闭殃”。欲办喜事之家需抓紧在“六七”之内完婚，叫“七内招”，否则必须三年之后才能办喜事。

11．百祭日。死者死后一百天举行祭奠叫“百祭日”，死后一年举行祭奠叫“做头周年”，此后每年纪念日叫“烧周年”。丧者之家春联第一年为白纸，第二年为绿纸，第三年为黄纸。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并支配民间丧葬习俗的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灵魂不灭和祖先崇拜的观念，而其中佛教和道教中的阴间和来世想象对丧葬中的许多习俗有深刻影响；二是儒家所提倡的孝道观念，这种中国特有的儒家伦理思想在丧葬上的反映就是上述繁缛的丧葬礼俗，其中有不少封建迷信色彩。

什么是隆丧厚葬？

古代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依附、顺应关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与自然息息相通，必须和谐相处，人脱离了自然就会出现问题。人们在对自然的总结中产生了的风水思想，“入土为安”、“天人合一”是这一思想在丧葬上的反映。 “葬”字，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观念：死后入土，上面覆以植物。今天可以在很多墓地看到，祭奠活动后人们把鲜花洒落在墓碑上或在墓碑周围种花植树，“葬”这一古老的传统习俗仍然延续。

当代人越来越重视居住环境，购屋置地之前要选位置，看周边，那么应该为故去的人选择什么样的“居住环境”呢？尤其是当前墓地以公墓的形式集中安置，许多人心中希望为逝去亲人选择一块风水好的福地的心愿能实现多少呢？

依山傍水的原则

依山傍水，青山绿水是人们普遍向往的优美环境，也是好墓地的基本原则，反映在风水学说里的就是“山主人丁水主财”，意思就是择山，可以令后世人丁兴旺；择水，可以令财源滚滚。石为山之骨，水为山之血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是生命之源，山有了水才有了生命，没有水的山就仿佛没有灵魂，所以风水有言：有山无水休寻地，未看山时先看水。由此可见，“山主人丁水主财”是考察墓地风水最简要亦是最精辟的总结。一些注重理气的风水理论讲求藏风聚气，所谓：“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葬书》）认为水面越大，聚气越厚，财富也就越厚。

前朝后靠左右抱的原则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恐怕是人们在墓地听到比较多的话，这是风水对墓地的周边地形的总结，实际上就是四面环山，中间是一个宽敞的盆地，风水所讲的“穴”就在这个盆地里，四面的山风水上叫做“砂”。这个地形在前面说到的“ 葬”字上也有体现，就是葬字下面的“廾”（发音拱），意思是双手捧着，双手并在一起捧着，形成了一个中间凹陷的穴窝，古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好的葬地，所以说葬字本身就体现了古人的殡葬观。

屈曲蜿蜒的原则

过去的四合院，寺庙，对着大门都有影壁，现代人装修的时候也比较重视玄关的设计，影壁和玄关都是应风水而产生的，而不单单是为了好看漂亮。它们的作用就是避免直通，阻挡正面冲撞而来的煞气。墓地如何挡住煞气呢，风水原理主张“直则冲”、“曲则顺”，道路要屈曲，山水要蜿蜒，就是弯弯曲曲。曲径通幽不仅有风水所讲的实际效果，而且还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如江南的园林建筑.

明堂开阔的原则

古代有人出了名、当了官或者发了财，人们往往会议论这个人祖坟的风水，称之为：地灵人杰。风水认为明堂开阔有利于孕育人材，发展事业，因此既要“登山看水口”，还要“入穴看明堂”，明堂是指墓穴前面要有一片广阔平整的地方，明堂开阔，生机勃勃，才能前途无量。反之，墓地不宜设在窄小局限的山谷。

回归自然的原则

现在的城市规划里，墓地离城市越来越远。为什么不离城市近一点呢，去扫墓祭奠还方便，岂不更人性化？包裹在高楼大厦中间岂不更现代？在这里，阴宅的风水与阳宅恰恰相反，都市人主张人车合一、人机（计算机）合一、工作第一、效率第一，墓地则讲求自然第一，天人合一。

上风上水的原则

墓地也讲究“上风上水”，北京上风上水的方向是西北，所以明十三陵就坐落于北京西北的昌平区。西北是根据北京的中轴线确定的，这条中轴线北起鼓楼，经过故宫博物院、前门，南至永定门，中心点就是故宫，也称紫禁城。

综上所述，风水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择吉避凶，这与办丧事选墓地希望让逝者安息，生者安心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至于风水是否会福荫子孙，人旺业兴，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择一块吉壤福地，总不会错的。据说大名鼎鼎的建筑大师贝聿铭，超级富豪比尔·盖茨在选择建筑设计和住宅的时候都会参考风水的因素。

中国很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与风水是分不开的，北京城就是一座地地道道的风水之城，所以要了解风水，不能不来北京，阳宅不能不看紫禁城，阴宅不能不看十三陵.

概括地讲：山川有灵无主，尸骨有主无灵。若把有主无灵的尸骨葬到相当好的有灵无主的山川上去，则可使无灵的尸骨有了灵气，无主的山川有了主人。这在“风水”学上叫“理气”。理气好对后人会有极大的福荫，财、丁、贵、寿均可于此而出。

《易经？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远古时代殡葬极为简易，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死者的埋葬问题，逐渐发展成为一件大事。今日保存下来的许多重要文物古迹，不少就是坟墓的遗迹遗物，如著名的埃及金字塔，就是四五千年前埃及法老的陵墓。中国至春秋时代时，孔子大力提倡“孝道”，厚葬之风日盛，历代不衰，并逐渐形成一套隆重复杂的祭祀礼仪制度和墓葬制度，以及种种讲究。于是，坟墓被认为是安葬祖宗及父母之首邱，上可尽送终之孝，下以为启后之谋。所以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对坟墓的安置均格外重视。而作为为人择地卜葬的堪舆家（风水师），更以阴宅为先务之急。

风水理论认为，祖墓的风水，会影响后人的命运；而一国之君陵墓的风水，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历代的皇家陵寝都十分重视选择陵穴，以图皇权永固。皇陵一般都位于京师附近，如西周、秦、汉、隋唐均以长安为京师，故此这五个朝代的皇陵大多集中于长安附近；而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为京师，所以这三代的皇陵皆位于北京附近。

唐朝帝王陵墓区，分布于关中盆地北部，陕西渭水北岸之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一带山地，东西绵延三百余里。唐陵的特点是“依山为陵”，不象秦汉陵墓那样采取人工夯筑的封土高坟，而开“山陵”之先河。十八座唐陵中，仅献陵、庄陵、端陵位于平原，余均利用天然山丘，建筑在山岭顶峰之下，居高临下，形成“南面为立，北面为朝”的形势。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的九峻山主峰，九峻山山势突兀，海拔1888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愈加衬托出陵山主峰的险峻雄伟。除了四周山峦的护卫之外，更有泾水环绕其后，渭水萦带其前，山水具佳，愈加显得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由昭陵主峰迤逦而南，有167座功臣贵戚陪葬墓，占地约30万亩。李世民的玄宫居高临下，陪葬墓列置两旁，衬托出昭陵至高无上的气概。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坐落在乾县西北的梁山上。据《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李治于光宅元年（684年）葬于乾陵，神龙二年（706年）重启乾陵墓道，将武则天合葬于墓中。梁山海拔1049米，呈圆锥形，山巅三峰耸立，北峰居中最高，即乾陵地宫所在，为陵之主体，与九峻山遥相比峻。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而形体相仿，犹如天然门阙华表捍陵。上面各有土阙，望之似乳头，俗称“奶头山”。梁山东有豹谷，西有漠谷，整个地势似一个头北脚南仰卧在大地上的人体。乾陵因山为陵，以山为阙，气势雄伟，规模宏大，陵园有内城外成之分。内城的南、北、东、西城垣基址程度分别为1450米、1450米、1582米和1482米，城垣均为夯筑而成。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陵园内有石刻群，除内城四门各有一对石狮，北门立六石马（今存一对）外，其余石像均集中排列在南面第二、三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鸵鸟各一对，石马及牵马人五对；石人十对，还有无字碑、述圣碑和六十一个“蕃酋”像，丝毫不减皇宫之气派。

北宋帝王陵墓，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起，至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止，共计八陵，集中于河南巩县境内洛河南岸的台地上。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当大的陵区。

北宋王朝建都开封，陵区却设在巩县，远离京师汴京，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

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

明代以后，风水学特别重视关于山川形胜的形法，因而明清两代的帝陵风水格外讲究，加之建筑的配合，皇陵的选择与规划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昌平县北十里处，自公元1409年开始修建长陵，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二百余年，未曾间断。燕王朱棣在南京登上帝位以后，即打算迁都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许氏死，朱棣没有在南京建陵，而是派礼部尚书赵江和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

朱棣派出的人马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选择的地方。据说，最初选在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犯地讳不能用。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因后面有村叫“狼口峪”，猪旁狼则更危险，也不能用。也曾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不吉利。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也未能当选。到永乐七年，最终选定了由江西风水师廖均卿等人选定的现在这片陵区。

清东陵位于京东燕山南麓的遵化马兰关附近，它北依昌瑞山，南屏金星山，东傍鲇鱼关，西依黄花山，共有陵墓14处，葬150多人。

关于东陵的选址，流传着一段顺治帝亲自卜地的故事。自从顺治皇帝进了关，在北京立都坐殿后，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就派人四处选陵地，先后有两批钦天监大臣和风水名师来过京东一带，他们均看中了这块宝地，回京禀报皇帝后，顺治帝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前往审视。时隔不久，顺治皇帝由众多侍卫大臣和八旗健儿簇拥着出外狩猎，他们一路纵马扬鞭来到了京东的燕山山脉，跃上了凤台岭之巅。顺治帝登高远眺，向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日照阔野，紫霭飘渺。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顺治帝前瞻后眺，左环右顾，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反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祈祷，随后相度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对左右的侍臣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说着，将手上佩带的白玉扳指取下，扬下山坡，道：“落地之处定为穴”。于是群臣在扳指停落的地方打桩作记。后来，当真在这里建起了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即顺治皇帝的孝陵。

孝陵背靠昌瑞山主峰，左右两翼为天然砂山，整座山陵北高南低，顺势而布，节奏鲜明，气势雄伟。为了防止汛期山洪冲毁陵墓，不仅在建筑之下打桩加固，而且修建了整套的排水系统。地上利用天然的倾斜地势设置了排水明沟，使雨水排泄通畅。陵区之水通过明沟暗渠，全部汇集于隆恩门外的神路桥下，再由两边水道顺势排泄出去。可见孝陵风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选址的科学性和建筑技术的高明。

古代的风水选址，除了生态、实利功能以外，还是一门艺术，其对环境景观的组织是十分重视的。在古代，万物有灵的观念导致了山川自然崇拜，并逐渐发展成为敬祀天地日月山川的国家祀典。人们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又指导着人们以人的精神、人伦道德及社会秩序拟态于自然，并以此寄托他们的生活理想。所以在风水的观念中，也常包含着一种追求优美的、赏心悦目的自然和认为环境思想。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对待殉葬都相当重视，都会通过各种殉葬形式表达对死者的情感，但中国人却是举世公认的最为死者操心的民族，隆丧厚葬的传统一直延续几千年之久。

由于中国的殡葬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儒家所提倡的“孝道”精神，因此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简单的看法，认为中国隆丧厚葬的传统源于儒家。于是很多人又简单地得出绪论：要反对隆丧厚葬之风就必须清除儒家的殡葬伦理思想。那么儒家殡葬伦理思想是否就是隆丧厚葬的“罪魁祸首”呢？答案是否定的。隆丧厚葬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

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是隆丧厚葬的基本原因。如同我们在前面所说，家族宗法制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在传统中国，殉葬不单单是埋葬死者这样一种简单的行为，而是演化成一种家族性的行为，起着维系家族血缘关系、强化家族意识、光宗耀祖并且发展家族势力的作用，背负了很多意义。长者在家族宗法制的社会里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需要子孙全心全意的推崇和爱戴。殉葬恰好符合这一要求。因此，崇尚丧葬、隆丧厚葬本质上就是抬高长者、老者社会地拉的社会行为。宗法制是促成这一“抬高”的社会权力机制，它对中国传统的隆丧厚葬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事实上，宗法势力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做这一行为上的导向，如谁家未尽心操办上辈人的丧事，就会被指责为“不孝”，反之，则会受到一致的赞扬和推崇。如东汉未董永，父亲死了无钱安葬，于是卖身三年为奴，以埋葬父亲。“主人知其贤，给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欲还主人，供其奴职。”主人见董永执意如此，就说，那就要你妻子织一百匹布吧。董永的妻子只用了十天就织好了。“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晋·干宝·《搜神记》）后世文人据此衍出黄梅戏《天仙配》，久唱至今不衰。倘若董永卖身换钱喝酒，必然遭到世人的唾骂；但是他卖身葬父，人、神俱受感动，董永也被奉为楷模。

2、祖先崇拜的民族心理

祖先崇拜的民族心理是隆丧厚葬的生要原因。在信仰上，中国人历来缺乏抽象崇拜的兴趣，而是重偶像、重直观，他们更多地是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某种实物上。失去了直观物，人们的崇拜就失去了依托。因而，在殡葬上对死者的遗体、遗物尤为看重。同样一块墓碑、一座坟冢、一块灵牌，在中国人的眼中都具有极其强烈的象征意义，并赋予它们一种特殊的魔法力量，因而被视为本家族的一部分。尤其是祖坟，被视为先人的象征和化身。人们暗暗祈求祖先亡灵能降福于本家族，使家族兴旺发达。同时，自己也尽是改善先人的“生活环境”，经常祭祀，以维持情感。对祖先的感情越深，寄托越多，殉葬就越隆重。

3、灵魂不灭的鬼魂观念

灵魂不灭的鬼魂观念是隆丧厚葬的另一主要原因。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变成鬼。比如墨子就认为“鬼神之有，岂可疑哉！”鬼神当然是存在的，根本不用怀疑。人死后，只不过是生活场所的改变，由阳间转入阴间，而且在阴间同样也需要“吃”、“穿”、“住”、“行”。死者的灵魂在阴间得到安宁、生活快乐，才能保佑阳间的子孙后代兴旺发达、荣华富贵。既然人死后要变成鬼，鬼神既能够作崇于生者，也可以保佑生者，所以，人们要不惜花费重金去讨好死者，祭鬼祭祖。这样，生者无愧，死者欣慰。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隆丧厚葬之习经久不衰。

4、“孝道文化”的思想根源

儒家极力倡导“仁”，仁从“亲亲”始，即爱自己的亲人，首先就是父母，就是“孝”。“孝为仁之本”，孝是仁的出发点。在孔子看来，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很难想像他会去爱别人。战国时代儒家有《孝经》，开章明义即说：“孝，德之本也。”两汉“以孝治天下”，东汉时，《孝经》列入“七经”之一，为读书人必读之书，后代屡屡有人来做注释。儒家孝道文化强调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事死如事生”，并将它提高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社会治理高度。由于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对哀子顺孙行为的积极表彰，“孝”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已经成了一种值得夸耀的荣誉，但在执行“孝”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人们把表现孝道的方式与崇尚奢侈浪费的风气结合在一起，认为孝就是要在丧葬祭祀中用丰富的物质形式来体现。这样儒家的孝道观就为中国社会崇尚丧葬、乃至屡屡演变为隆丧厚葬提供了一种堂而皇之的理论根据，也因此《淮南子·汜论训》认为“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

5、国家的干预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里，国家的干预也是隆丧厚葬的重要原因。殉葬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发的领域，而是时时受到国家的干预。国家干预殉葬，一是做出表率，二是通过法律规章制度进行强力干预。事实上，每一朝代的隆丧厚葬之风都与皇室推波助澜分不开，比如秦始皇陵、汉武帝以后的诸陵都是隆丧厚葬的典型。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他从即位之日起，就开始营建陵墓。而明朝在迁都北京之前，曾经花费两年多的时间去寻找“风水宝地”。先秦以来，朝廷就依照规定向某些死者赠送物品。如果某个大臣有意行薄葬的话，朝廷也不一定支持。如东汉顺帝时候，梁商遗命薄葬，他的儿子们很想遵循告诫，可是朝廷不同意，赐给梁商油漆得很漂亮的棺材、银缕玉衣等二十八种物品，钱二百万，布三千匹。另外，皇后也赐给梁商钱五百万，布万匹。上行下效，互相攀比，死者的家属岂能不竭尽全力提供最隆重的丧葬仪式，添置最好的葬具葬品？在葬式上，明太祖朱元璋就曾经诏令天下不得火葬，认为火烧父母遗体太“不忍”，有伤“孝道”，违反者要予以处罚。火葬本是一种节俭的丧葬方式，但是它和孝道文化相抵触，所以，宋、明、清三朝代都曾予以禁止，民间也就难以普遍推广了。此外，国家对宗法制的支持，比如皇帝每年都要祭祖等，也都在间接地推崇隆丧厚葬。

既然儒家的殡葬伦理思想只是隆丧厚葬的一个原因，因此对儒家的殡葬伦理思想就不能简单地持否定态度，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发展现代殡葬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