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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一种心理现象，就是思维活动针对的不是已发生的事实，而是与事实相反的另一种可能性。人们迟到的时候，会寻思“如果早点动身就不会迟到了”；人们考砸的时候，会寻思“要是再加把劲这次考试就能及格了”。所谓反事实思维，就是与事实相反的假想。一个人外出没带雨伞赶上下雨，被淋得像个落汤鸡，他想要是带雨伞就不会挨浇了。如果说下雨挨浇是既成事实，想象带雨伞不会挨浇就是与事实相反的思维，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反事实思维。
反事实思维是对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之后进行判断和决策后的一种心理模拟（mentalsimulation）。反事实思维通常是在头脑中对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进行否定，然后表征原本可能发生但现实并未发生的心理活动。它在头脑中一般是以反事实条件句的形式出现。反事实条件句（counterfactualconditionals）也叫“虚拟蕴涵命题”，它具有“如果……，那么……”的形式。例如：“如果刚才没买那件衣服，现在就可以买这件了。”一个反事实思维包括两个部分：虚假的前提（“如果刚才没买那件衣服”）和虚假的结论（“现在就可以买这件了”）。
反事实思维的发生机制
中国的乒乓球界，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
张怡宁对闺女说：
“金牌随便玩，银牌不行，我就这一块。要玩银牌找你王皓叔叔去，他那里多，而且还都是连号的。要玩铜牌找你福原爱阿姨，她那里不少，记得带小饼干回来。”
段子只是段子，竞技 体育 输赢乃兵家常事，银牌至少是世界第二，后面还有第三、第四、第五……
按理说，银牌得主的心情应该还不错，至少比铜牌得主要好，但事实却不是如此！银牌得主，反而是领奖台上心情最糟的那个，这是为什么？
心理学家也会看奥运，只不过他们比我们的脑洞更大。
心理学家梅德维克、玛德和季洛维奇（Medvec, Madey & Gilovich）分析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录像带，并要求学生为获奖者的开心程度打分，然后分数出来后，银牌得主的心情只有4.8分，铜牌得主则有7.1分（10分为心情最佳）。
颁奖台上的画风类似于这样：
金牌：夺冠了！好开心耶！
银牌：呵呵……我怎么会输给那个乐色……
铜牌：打败了第四名，拿到奖牌了耶！
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功败垂成”的情形下， 我们会运用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thinking），即在心理上改变过去的某些环节，以便想象事情可能有所不同。
心理学家区分了两种反事实推理的类型：
上行反事实推理
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某个场景，设想自己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使自己能得到更好的结果：“如果我当初我______该多好”；
下行反事实推理
与上行相反，下行的反事实推理是我们设想，如果我们做出了不同选择，结果会更糟：“幸亏我当时没有______，否则我就______”。
回到奥运颁奖台，我们会发现，铜牌得主可能运用了下行反事实推理，把思维聚焦于与第四名比较，庆幸自己登上了领奖台；
而银牌得主则可能运用了上行反事实推理，他们聚焦于与冠军的比较，懊恼自己错失了金牌。
反事实推理对我们的情绪反应有很大的影响， 在自己的想象中改变结果越容易，那么对真实结果的情绪反应就越强烈，
在竞争激烈的 体育 赛场上，一次微小的失误、一个小小的分差，就能改变自己的名次，从而与世界冠军的头衔失之交臂：
“当初我只要再稍稍的提高一点，就……”，
无怪乎银牌得主会那么难过了。
反事实推理不只出现在 体育 赛场上，实际上它非常常见，你上学的时候肯定也经历过
“如果当时我不改答题卡就好了，明明蒙对了”
的时刻吧。
受挫-攻击理论原本是用于描述攻击行为的成因，心理学家认为令人受挫的情境，会导致更多的攻击行为。
在一项研究中，我们也许也能解释为何银牌得主有如此强烈的挫败感：
一群欠打的心理学家有意激怒在商场、银行和售票处排队的人，他们分别在排第三的人面前，和排第十二的人面前插队，研究者在插完队后还会朝后看一眼，不是为了犯贱，而是要观察被插队者的反应并且打分。
结果与研究者的预期一致， 那些队伍前部（更接近目标）的人，表现出了更强的受挫和更多的攻击行为。
因此，银牌得主，这个最接近最高荣誉的人，相比排名更靠后的人，可能经历了更强的挫败感：
“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拉着脸登上领奖台，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 银牌并不只代表着第二，它还意味着运动员拥有力压群雄的世界一流水准， 在本届奥运会中获得了银牌的许昕/刘诗雯组合，也是英雄。
我们在翻出王皓的段子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他是连续三年闯入奥运男单决赛、手握18个世界冠军、世界直板横打打法的代表人物，就如同我们只记住了刘翔的退赛，却忘了他参加了96次世界大赛，获得了51个冠军、16个亚军、12个季军。
我们衷心的祝愿每一位运动员都能享受自己的运动。
“反事实”思维
学者们通过研究，提出了两大理论，它们是范例说和目标－指向说。
1 范例说（Norm Theory Perspective）
Kahneman和Miller在1986年提出“范例说”，它是反事实思维的早期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反事实思维的激发是自动化过程。他们认为经验意识流中的每个刺激物，都是在对特定结果的直接反应过程中，寻找它们自己的范例（norm），即参照系或比较标准。范例是由过去经验所形成的对某类事件的一般性知识和预期。这种预期并不一定发生在意识层面，也难以被清楚的提取。早期反事实思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因素决定了反事实思维的产生——反事实思维的可得性（availability）。可得性指的是人们倾向于根据客体或事件在知觉或记忆中的熟悉性程度来评估其相对概率。影响反事实思维产生的因素包括：正常性、结果的效价、与替代结果的接近性、前提的突变性和前提的突出性以及一些动机性因素。
2 目标-指向说（Goal-Directed Perspective）
虽然范例说认为反事实思维的激发过程是自动化过程，但是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个过程同样受归因、态度等认知因素的影响，目标－指向说是这些观点的统称。这一学说总的观点是：反事实思维不是一种自动化过程，它是由于个体在特定环境、特定情绪等的情景下对以往经历过的一些特定事件进行思考。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有意识的控制和运用反事实思维，可以将其当作一种认知策略的工具。
反事实推理即counterfactual reasoning，指的是设定与事实相反的条件，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使个体将事件的真实现存状态与假设的、希望的理想状态进行比较的过程。由于国际政治不同于实验学科，无法进行人为控制的实验，因此通常采用反事实推理的方式来探讨某个原因是否重要。要判断一个反事实推理是否恰当和有用，通常可以采用以下四个标准：
1、合理性（plausibility）：即所做的反事实推理必须是在合理选择的范围之内，不应包括与时代不符的东西，例如如果有人假设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中有了隐形轰炸机，那么他就会取得胜利，那么就违反了合理性原则。
2、相近性（proximity）：即在所做的反事实推理中，原因和结果事件在时间上不应相距过长，时间上的接近意味着因果关系链上的两个事件比较相近，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对较好地控制其他原因，从而比较准确地衡量各种因素作用的大小。例如Pascal著名的反事实推理：假如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短一点的话，那么她对马克?6?1安东尼的吸引力就不会那么大，这样一来，罗马帝国的历史乃至整个欧洲文明的历史就要重写，这一推理显然就违反了相近性原则。
3、理论性（theory）：即一个有用的好的反事实推理应借用现有的理论。
4、真实性（facts）：即进行反事实推理时，我们不能同时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与事实相反的条件，我们必须谨慎小心防止在同一个思维实验中，把一个反事实推理论点建立在另一个反事实推理论点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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